来自 新闻资讯 2019-10-15 22:55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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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多地布局垃圾点火发电厂,邻避效应

欲破“邻避效应”,试试垃圾资源化处理

人人制造垃圾,据估算,每人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大约0.8公斤至1.3公斤。人人又讨厌垃圾,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是公认的难题,十几年来,针对焚烧的争议从未平息,在当前公众对于二恶英仍存在认知局限,以及难以根除的“邻避效应”下,垃圾焚烧厂的建设步履维艰。

去年9月,芜湖生态中心举报12座垃圾焚烧厂超标排放,截至日前,共收到10个环保部门的回复。其中3座垃圾焚烧厂被行政处罚,7座垃圾焚烧厂超标情况被给予说明。在我国,焚烧仍然是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装机规模和垃圾处理量均居世界首位,与此同时,垃圾焚烧厂违法违规运行现象却层出不穷、屡禁不绝。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该向何处去?针对这个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凤中。“邻避效应”考验执政能力去年一起“山水环保发电项目”急刹车事件引起了公众关注。这个项目历时三年筹备,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却在建设前期被湖北省浠水县委、县政府喊停,原因就是这个项目“未获得项目拟选址周边环境评价规定范围内的多数群众同意”。而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的江阴垃圾焚烧厂开始运行后,产生的臭气和臭味让周边村民苦不堪言,日日门窗紧闭。几年前居民曾经自发组织到焚烧厂门口抗议,得到的答复是要搬迁,但至今尚未实施。“‘邻避效应’问题日益突出,能不能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考核政府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一个重大现实标尺。”曹凤中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所谓“邻避效应”,就是群众担心附近建设的垃圾场、核电站等破坏环境、影响健康,而产生的抵触心理乃至抗拒行为。曹凤中指出,国内垃圾焚烧厂“邻避效应”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垃圾焚烧技术产生的二噁英等污染物,直接危害人体健康。而相应的环境污染治理措施却存在严重不足。由于资金、技术等局限,多数焚烧厂并未配套污染净化设施,或者即便有设施也不运行。尽管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装置的运行已被列入2016年度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的“六大突出环境问题”。但采取偷排仍然是企业降低成本最简便的办法。就像上文提到江阴垃圾焚烧项目,每天产生约240吨炉渣,全部偷排。芜湖生态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8年4月,全国运行的垃圾焚烧厂有359座,其中没有公开环境数据的高达50%,而公开二噁英数据的焚烧厂仅占10%,仅有2座焚烧厂信息公开了飞灰的处理数据。垃圾焚烧厂周围环境指标普遍超标。“可以这么理解:数据不公开,就是数据不达标。”曹凤中说。垃圾资源化处理或可另辟蹊径在曹凤中看来,只要垃圾焚烧依旧是最主要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二噁英、飞灰、炉渣等污染问题暂时就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当前最现实的途径是摆脱对焚烧处理的路径依赖,发展垃圾资源化处理技术。”他说。现有的垃圾资源化处理技术包括干馏处理技术、厌氧消化技术、高速发酵技术、高温高压水解技术、蚯蚓处理技术和电磁法处理技术等,它们的一大共同特点是——都不排放二噁英,符合清洁生产标准。据曹凤中介绍,与传统的垃圾焚烧方法相比,垃圾资源化处理技术的投资与运行成本相对更低,因此吸引了一批中小企业进入这一行业。与此同时大专院校、研究单位则很少介入。然而,这些中小企业缺乏与政府部门的联系,总体资金投入不足和市场竞争加剧等都制约了这一行业的发展。曹凤中建议,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大对垃圾资源化处理技术的支持力度。多中心治理机制打开多赢局面曹凤中指出,破解“邻避效应”问题,需要架构“政府、企业、社会”共同治理模式。地方政府应主动转变治理观念,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充分发挥企业作用,落实民众与民间组织对地方重大公共事务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决策权。这种多中心制理,不仅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市场与社会的职能分工和合理边界,而且有助于从源头出发,使垃圾减量化。“根据德国经验,源头减量可以减少50%的垃圾。而凭借这一措施,我国大约可以将原生垃圾减量54%。”曹凤中说。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如北京、深圳等,都开始强调从源头控制进行垃圾分类。例如深圳英尔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市宝安区宝安新村的垃圾分类项目,经过源头分类和减量化处理后,厨余垃圾减量70~80%,塑料垃圾减量100%,总的生活垃圾减量50%左右。“只要二噁英等环境污染物排放可以达标,符合技术先进性和经济合理性,我们支持垃圾焚烧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支持各种垃圾资源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曹凤中说。

然而,随着很多老填埋场面临封场但新填埋场无处可寻的现实下,焚烧发电厂无疑是当前最佳的选择。目前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布局垃圾焚烧发电厂。业内人士认为,垃圾焚烧厂建设需要从环保真正达标、进一步公开信息、加大科普宣传,逐步引导公众了解并接受。

据了解,以北京为例,高安屯二期、南宫和海淀大黄村垃圾焚烧项目今年年底将试运行,届时,北京市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将达到1.7万吨,比去年的日处理能力增两倍。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副主任李如刚在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询问时透露,目前,北京市垃圾焚烧处理比例达28%,而欧美国家以及日本的垃圾焚烧处理比例已达70%左右。

中国环境保护集团副总经理肖兰说,垃圾的处理,减量化是最首要的任务和目标,对于我国不少大中城市而言,焚烧是最适合的技术。

但是“二恶英致癌”等言论传播甚广。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郑明辉说,轻视或者恐惧都不可取。经过100多年的技术发展,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类是可防可控的,采取措施可以使垃圾在焚烧炉内充分燃烧和彻底分解,从而避免二恶英类的生成。

肖兰说,在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很多垃圾焚烧厂都建在市中心,有的成为当地标志性建筑。我国现在的垃圾焚烧技术完全可以达到欧盟标准,甚至更高。

中节能成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志刚说,成都项目自建成运营以来,二恶英的检测数据在0.0029-0.054ng TEQ/m3范围内,优于欧盟2000标准。

记者11月底来到成都祥福垃圾焚烧电厂,这是业内少见的焚烧厂和办公楼合体。厂区内闻不到什么异味,风景优美,曲径通幽,员工宿舍也建在了厂区内。在中控室记者看到,1号炉膛实时显示温度为950度。一般来讲,达到850度以上,垃圾就可以充分燃烧。

“园区内资源循环利用,吃干榨尽,实现零排放。”苏志刚说,每年可处理生活垃圾处理65万吨,利用余热发电每年外供电力1.9亿度。圾渗滤液收集系统污水一级排放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垃圾燃尽后还剩下20%的炉渣和3%的飞灰,炉渣经过检测无污染物后可用于建筑材料;飞灰与水泥等固化稳定成型后,送到政府指定填埋场进行填埋。

垃圾焚烧发电技术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处理生活垃圾的主要方式,然而焚烧电厂选址时周边居民对此仍有顾虑,这就是“邻避效应”。对此,需要焚烧发电企业积极宣传,让更多人了解垃圾焚烧发电。

成都祥福垃圾焚烧电厂运行不久也开始对外开放。令苏志刚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一所学校组织学生到厂参观。一下车,学生们每人一副口罩捂得严严实实。随着参观的深入,学生们发现整个工厂如一个大花园般干净整洁,大家才放心地摘下口罩。

垃圾只能烧吗?“在减量化、无害化的基础上,企业也考虑资源化利用,不像原来一烧了之。”肖兰说,中国环境保护集团的日处理固废综合处理规模达4.5万吨。此外,他们还探索利用reculture垃圾资源化技术,在大城市的若干垃圾中转站建设分选设施,将可以再次利用的塑料、纤维等分选出来,再统一加工处理。例如塑料可以再加工,也可直接卖给终端的制造厂商,纤维可以做成燃料棒或者给造纸厂提供前段燃料,其余的垃圾再统一集中处理。这就有效避免了垃圾运输中产生臭味、外泄。

在乡镇、农村,则是探索建设多个处理能力50吨、100吨不同的“模块”。垃圾回收车先将收集好的垃圾就近运往各个“模块”,在这里进行初步分选,实现了集中式的最终处理和分布式的布局。

为了赢得更多公众的信任,业内人士建议,垃圾焚烧发电厂更要练好内功,提升垃圾渗沥液、飞灰的处理水平,保证环保指标达标。肖兰说,国外有的焚烧发电厂修建得很漂亮,周边地价一点都没受影响。垃圾焚烧发电厂周边可以建设公园、图书馆、游泳池等,提升景观。

据了解,北京也正研究如何在产业、就业、设施惠民等方面促进垃圾处理设施周边区域环境发展;研究建立相应机制,采用经济手段鼓励垃圾分类和减量,促进源头减量。同时,也要积极宣传,引导市民转变生活方式,增强垃圾分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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